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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见云礽续远芳 ——浙江兰溪诸葛村背后的乡村遗产保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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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3 21:00: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乡村”变得越来越受瞩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间倡议和学界争鸣,培育了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关怀;进入21世纪后,乡村中以古建筑群或乡土建筑为名的文物保护单位已不鲜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收入了大量流传于乡间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等保护体系的持续建设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乡村存续的各类实践及传统,远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还要丰富、更富有张力,这也决定了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如何去化解现有乡村保护体系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怎样才能让村落中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变化中焕发出活力,制定出一套符合现实状况、可操作性强、又具有前瞻性的乡村遗产保护方式,是文化遗产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据专家统计,在我国已公布的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乡村遗产已达119处,其中以民居、乡土建筑、古建筑群等形式列入的有六十余处。这类乡村遗产数量多、体量大,既要严格遵循文物保护的规范,又要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经济的相对落后和空村化现象的加剧皆为其保护与活化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长乐村民居,是首例以村落整体保护模式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乡村遗产,因体量巨大,又有村民长期居住其中,其保护与发展存在重重困难。但诸葛村的村委带领村民迎难而上,历经20余年探索,自发组织民间力量,深入贯彻文物保护理念,实现了遗产保护工作与乡村振兴的齐头并进。更为可贵的是,诸葛村长期维持着良好的人居环境,成为本村居民与外来人口共同的家园,不仅化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中一些常见的矛盾,还逐步建立起一套自力更生的良性循环系统。诸葛村的经验与智慧对于我国各地区的乡村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01
  家族传承:躬耕之乐与济世之心
  新年伊始,浙江兰溪诸葛村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外出的学子与务工的村民纷纷归家团圆,趁着节假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古老乡村的生活除了美好安宁之外,更添一份洋洋喜气。无论是贴在家家户户老木门上的新对联,还是祠堂里精心制作的板凳龙花灯,都传达着村民们节日的喜悦与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诸葛村村民在制作元宵节“板凳龙”的龙头
  ▲诸葛村的村民在写对联迎新年
  如今诸葛村风景秀美,整洁宜居,即使在寒冬时节,依然有白墙灰瓦,绿水人家,相映成趣。时常可见游客在大公堂、丞相祠堂驻足,凭吊先贤;或穿行于村中街巷,欣赏乡村建筑的错落之美。上塘与下塘是诸葛村的商业中心区,这里商铺林立,节假日热闹非凡,多有村民在傍水的店面经营小型餐馆,门前檐下挂着腊肉腌菜。还有播放着民谣的咖啡馆、为游客义诊把脉的老药号。用扁担挑着菜的老人蹲在水边洗,坐在石库门里闲聊的妇女探出头来笑。历史与当下,情感与生计,遗产保护与日常休闲,都交织在诸葛村的生活里。这样一个和谐美好的村落有着怎样的历史过往呢?
  ▲诸葛村上塘
  ▲诸葛村村民在池塘边洗菜
  诸葛村所在地域古称高隆。明正统四年(1439年),天下饥荒,灾民成群。高隆诸葛氏有行原五,字彦祥者,出谷一千一百二十一石,用助赈济,明英宗降旨旌表,赐横匾“敕旌尚义之门”。
  这并不是兰溪高隆诸葛家族唯一的高光时刻。自诸葛彦祥的五世先祖诸葛大狮卜居高隆岗以来,其子孙于此生息繁衍,长盛未衰。他们或为农,营造田园,耕读传家;或经商,制药行医,造福乡梓;或入仕,清廉自守,秉性忠义。那方悬于诸葛村大公堂的横匾,昭彰着先祖的德义,也无时无刻不在承传着“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理念。而除却这数百年世事浮沉与繁荣盛景,他们还有一重与生俱来的特殊身份——武侯诸葛亮的后人。
  约在五代后唐时期(923年—936年),诸葛亮后代中的一支进入浙江,家族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南宋理宗年间(1224年—1264年),诸葛氏梦漕公一脉迁至葛塘地区,此时的诸葛家族已经是驰名江南的名门望族。约至元代中后期,诸葛亮的二十七世孙诸葛大狮认为葛塘的原居住地“地面偏偶,规模卑狭”,便带领家人迁居高隆岗,斥重金从当时居住在此的一户王姓人家手中购得土地,安家落户,并在村子的中心位置建立了一座大公堂以供奉先祖诸葛亮。明代中期,后人们在村落东南角建立起了五间家庙,以追念梦漕公和诸葛大狮,是为今日诸葛村丞相祠堂的前身。至孟、仲、季三房分立,诸葛后裔分别以宗祠或“祖屋”为中心建设居所,逐渐形成了团块式的村落格局。此后兰溪地区的诸葛家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以“诸葛村”取代了“高隆岗”这一地名。
  诸葛村素有经商传统,据《诸葛氏宗谱》记载,诸葛大狮迁居高隆岗后,一方面利用他所擅长的风水堪舆之术精心布局村落,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子孙遵从祖训,承传世业,经商致富,繁荣家族。由于诸葛村地势较高,缺雨易旱,不利于农业发展,在定居后不久,其子孙便利用水陆交通之便开始制药、贩药,经营起药材生意。他们突破了当时传统观念中以商业为“末业”的思想束缚,带动了诸葛村的商业发展,同时,在村西南的过境大道附近,还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商贸集聚区——高隆市。至清代初期,这里已成为附近地区重要的商贸交易中心,繁荣稳定的环境吸引了许多客姓人家来此定居。太平天国时期,高隆市毁于战火,诸葛村上、下塘一带取而代之,成为了更加繁华的商业中心。
  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诸葛村仍保留了明清以来形成的完整格局以及百余座各具特色的历史建筑。和众多拥有着悠久历史的村落一样,新时代的来临如此之快,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诸葛村都要不停地做出新的选择。历史感过于沉重会成为一种负担,而抛弃了历史也不过是多一个被时代浪潮随意裹挟的附庸。对于乡村来说,“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遗产保护的出路又在哪里?
  02
  保护初心:民间力量的自发集聚
  我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加之地形广阔复杂,在国土大地上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村落。从外在的物质形态,到内在的文化结构,不少村落直到今天仍然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飞速的现代化进程拉大了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差异,面对越来越相似的城镇和不知不觉中消失的村落,“遗产保护”的理念开始逐渐被引入乡村。广大基层乡村地区矛盾关系复杂,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导致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往往缺乏内部动力,不得不长期依靠政府和外来资本的支持,在缺乏系统性规划的情况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观念、理念在乡村地区也难以有效落实。
  诸葛村是国内较早开始自发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探索的村落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村中有不少古建筑被划入“四旧”范围,遭到严重破坏,大公堂等公共空间被生产队用作牛棚或粮仓,因常年无人打理,只用不修,变得十分残破。这座在家族定居之初为纪念先贤诸葛亮而建立的古老建筑,曾是祖祖辈辈荣光的标榜,是诸葛氏忠义气节的承载,是修身立世的训诫与教诲,却终是在倍道而进的时代里被遗忘蒙尘,如英雄迟暮。
  发展仿佛是一个不断寻求与历史和解的过程,虽然漫长,但好在对诸葛村来说为时未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集体经济尚且薄弱的情况下,部分干部和热心村民建议发动群众募捐,集体抢修这些濒临倒塌的历史建筑。1988年,以村民自发组织修缮孟分祠堂崇信堂为起点,保护诸葛村文物建筑的历史大幕正式拉开。
  ▲诸葛村修缮丞相祠堂(拍摄于2003年)
  ▲诸葛村修缮三荣堂(拍摄于2004年)
  1990年,为筹划修缮诸葛村大公堂相关事宜,包括村干部、教师、离退休人员等在内的22位村民成立了重修大公堂理事会,负责筹措资金、采购材料和组织施工等。作为诸葛村最重要的两座公共建筑,大公堂和丞相祠堂在历史上曾经历过数次修缮与扩建,但皆是出于诸葛氏子孙对于先祖的崇敬与追思。而到了这一时期,村民们对于文物建筑的保护已突破血缘的界限,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大家不分姓氏,纷纷踊跃相助。
  1991年5月,大公堂修缮竣工。同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三位老师带领学生来到诸葛村开展乡土建筑考察,对诸葛村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十分惊叹。在他们的呼吁下,当地政府也予以重视,诸葛村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有序展开。次年,诸葛村被公布为兰溪市文物保护单位、兰溪市历史文化名村,政府应村民要求,将用作诸葛粮站酱油厂的丞相祠堂归还诸葛村村委。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亲身参与其中的老人们都充满了自豪。
  ▲92岁高龄的诸葛楠先生在介绍修缮大公堂的历史
  1996年,诸葛、长乐村民居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次年,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制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诸葛、长乐村民居保护规划》论证通过,这是全国第一个以村落整体保护为主导思路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规划,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味着诸葛村在探索乡村遗产保护的方法与路径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03
  模式建立:集体管理下的全民参与
  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诸葛村急需建立一套合理、可持续的自我“造血”系统来推动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进。在专家的启发和引导下,诸葛村认识到了自身文化上的独特性,认为这将是他们谋求发展的核心资源。为了应对资金短缺的难题,经过慎重分析,诸葛村把解决资金问题的宝压在了旅游开发上。从1994年村里成立的“诸葛文物旅游管理处”到1996年由镇政府主管经营的“诸葛旅游公司”,依托乡村遗产发展旅游产业的探索与实践之路就此展开。
  1995年,诸葛坤亨在诸葛村发展的紧要关口接任了诸葛村党支部书记,而这一时期,诸葛村在旅游市场上并没有很高的知名度。1996年,在兰溪市委书记的带领下,两百多位诸葛后裔赴上海开展旅游宣传活动。据诸葛坤亨书记回忆,那时他们每天随身带着沉重的宣传资料,逢人便介绍诸葛村。虽然吃了不少闭门羹,但正是靠着大家的这番苦功夫,诸葛村的旅游业才逐渐打开了局面。事实证明诸葛村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乡村旅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旅游市场上还是新鲜事物,诸葛村成功抢占了先机,为今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1998年,政府将诸葛旅游公司的经营权重新下放到村委,由诸葛坤亨书记兼任经理。2001年,在村集体资金仍面临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向村民筹借、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1000多万元,恢复了上塘古商业街,抢修、复建古建筑面积达10000余平方米,使得诸葛村的旅游人气获得迅速增长。2002年,诸葛村依靠集体资产申请注册成立了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隶属村委会,并实行独立核算、指标考核的市场化经营模式。发展至2018年,诸葛村带动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的达到400余人,年接待游客量60余万人次,年门票收入2000多万元,旅游年综合收入达到上亿元。
  ▲到诸葛村游学的上海学生
  ▲诸葛研学课程
  秀丽的乡村风景与精致的文物建筑为诸葛村吸引了人气,积聚了财富,而财富与资源又进一步被用于文物保护实践之中。历年来诸葛村已投入文物保护修缮资金一亿多元,依据保护规划,对村中与村子周边的文物建筑逐步展开复建与修缮工作,共抢修古建筑面积达60000余平方米,包括厅堂10处,民居、商铺100多幢,恢复节孝坊、穿心亭、枯童塔各一座,并整修了村内所有的古巷古道。
  诸葛古建筑修缮公司是诸葛村依托旅游收入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组织。2006年,国家文物局特批诸葛古建筑修缮公司为国家古建筑维修一级资质公司,负责诸葛、长乐村的古建筑修缮工作。诸葛古建筑修缮公司的前身诸葛建工队是一支由本地匠人组建的队伍,包括泥瓦工、石工、木工等多个工种,从集体所有的大型建筑,到个人出资的私有民宅,他们采用传统工艺,就地取材,严格遵照遗产保护的规则和要求,展开了有计划的修缮工作。此外,旅游公司下属的诸葛村治安消防队成立于1999年,负责保障诸葛村古建筑的消防安全,自成立以来多次扑救本村及周边村落的火灾,为古建筑的保护消除了许多隐患。
  诸葛村的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村集体管理、村民人人参与、公司化运作的新模式,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内部运行体系:文物保护管理所与村委会紧密配合,编制文保档案,落实保护规划,向村民宣传文物保护的理念并提供古建维修的技术指导;村务工作、古建筑维修及保护、工程建设、旅游项目投资等事务由村委会负责管理;旅游公司负责景区管理、宣传、营销等工作,公司资产独立核算,门票收入除去公司开支全部上交村集体。文物保护、旅游开发和新农村建设三者之间相辅相成,诸葛村成为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建立了自我“造血”模式的典范。
  04
  主体力量:基层村民守护乡村遗产
  依靠旅游,诸葛村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并不断取得可喜成绩。但诸葛坤亨书记明白,这套“造血”系统的源泉始终是诸葛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也是当前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文化的保护仅仅依靠各种组织的规范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让文化迸发出生机需要每一位村民的积极参与。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住在老房子里的村民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民居建筑并不允许随意改建。为了疏解大家的不满情绪,转变村民们的思想观念,诸葛坤亨书记便带领村两委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宣传文物保护的理念和重要性。对于无人居住的破败老房子,则组织收购产权,转变为村里的集体资产,展开修缮和维护工作。在逐渐得到村民们的理解后,又主持建设新村,引导村民搬迁,以完成对老村风貌的整体保护。
  在诸葛村统一发放给村民的日历上,印制了国家《文物法》中对于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在村中也设置有多处公示牌,将毁坏文物的处罚措施纳入“村规民约”之中。每一户居住在古建筑内的村民都需签订保护责任书,配合村集体与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对于破坏文物的行为互相监督、检举。
  除了加强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诸葛村还从各个方面强化村民们对于村子建设的参与感、认同感。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每位村民都是股东,确保了旅游开发产生的效益能够实实在在地惠及全体村民。村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都能领取村集体发放的300多元生活补贴,村民的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村民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费也皆由村集体统一交纳,对于在高考中获得优异成绩的本村学子还会通过发放奖学金予以奖励。
  ▲诸葛后裔祭祖(拍摄于2007年)
  ▲诸葛村春联
  诸葛村将传统美德和时代需求相结合,推广以《出师表》、《诫子书》等为题材的春联,充分挖掘诸葛村传统的耕读文化、中医药文化、商业文化、民俗习俗等,编写了长达60万字的《诸葛村志》。此外,还恢复了传统的诸葛后裔祭祖,并鼓励村民组织、参与“板凳龙”等集体节庆活动,在村中营造出效仿先贤、共筑和谐的祥和氛围。
  正如“诸葛后裔祭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诸葛议先生所说:“村民有意识地对乡村的文物建筑进行保护,是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仅靠国家力量与政府拨款来承担乡村遗产保护,往往会远水救不了近火。诸葛村是全国首例以村落整体作为保护对象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同于我国以前的单体建筑保护,我们诸葛村的保护是要保护整体环境,包括生活在村里的人,如果环境中没有人生活,这个环境的保护就会失去意义。如此保存完好的大规模乡村古建筑群在全国也是比较难得的。”
  如今诸葛村近3000位村民中,仍有不少人居住在老村内,除诸葛氏后裔,也有许多其他姓氏的人家,从祖辈开始便在此生活、劳作,早已成为诸葛村的一份子。在文物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每一位村民都悉心维护着村里的一砖一瓦,在其中延续着家族的情感与记忆。流动在诸葛村的生机与温情,使行走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它的鲜活,这样的“活起来”正是通过村委与村民的共同努力实现的。对乡村来说,文化遗产的内涵沉淀于历史,其意义却铸就于当下,正是每位村民的点滴守护,才让这份意义得以超越,让这些宝贵的“遗产”不再蒙尘。
  “武侯忠烈驰千载,还见云礽续远芳”,这句由明代诸葛文雍留传的诗文,在今日的诸葛村终又得到了回响与印证。村民对历史建筑的合力修缮,是对祖先遗产的护持,也是对先贤忠义品德与家国情怀的薪火相传。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需求,逐渐意识到这种需求的基层村民,必将成为中国乡村遗产保护的主体力量。他们有着更为鲜活的记忆、更为恳切的情感、更为适宜的智慧方法、更为质朴的长久坚守。无论如何,这不再是一个乡村遗产保护势单力薄的时代了。文化遗产不仅有着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具有的深刻启示和指导意义。所以,对乡村遗产的保护中,我们要始终关注社会发展与人的关系。在时代的前行中,乡村遗产的变化也是必然的、常态的,而这种流动的过程也正是乡村遗产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表现。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杜晓帆、全轶先、徐洋)
     (来源:文博中国公众号  作者:杜晓帆、全轶先、徐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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