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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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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指导下,不同学术观点和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讨论非常热烈。在考古界,以夏鼐为代表的“实证派”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两个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进入21世纪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考古学形成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一家独大的局面。对夏、苏两派的考古学思想及研究取向进行科学辨析,有利于中国考古学更加健康地繁荣发展。
  关 键 词:夏鼐/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实证主义/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汤惠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术界曾经多次形成热烈讨论的局面。不同学术观点、流派以及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争辩,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的学术繁荣。在考古学界,即存在着以夏鼐为代表的“实证派”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他们之间不同的学术理念,特别是对新中国考古学的不同思考,引发了不同的考古学研究取向和学术实践。将夏鼐与苏秉琦进行比较研究,辨析其学术旨趣与思想,可以更加准确地定位他们的学术贡献与地位。
  一、考古学“中国学派”引出的问题
  《夏鼐日记》第9卷中有几则材料谈及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看法,摘引如次:
  (1984年)2月19日星期日
  ……阅新出的《文物》1984年第1期,主要为张忠培、俞伟超的《探索与追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的“编后记”)。其中有些论据颇有问题,用铅笔注于旁……写信给张忠培同志。
  2月20日星期一
  ……与他们二人(引者按:指安志敏与王仲殊)谈及《文物》这一期《探索与追求》一文,他们都有些意见,尤其认为关于考古学“中国学派”一称的提法,很不恰当。
  2月22日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复De Laet(德拉特)的信打字后发出。与苏秉琦同志谈《文物》第1期的俞伟超、张忠培的稿子,我劝他最好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以误传误。
  3月13日星期二
  ……(苏秉琦说)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鼐按:曾问过这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所谓“特色”是体系的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他说这是后者)。①可以看到,夏鼐及安志敏、王仲殊等人并不赞同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法。然而早在1960年,夏鼐就已经提出:“我们要继续贯彻总路线,以求多快好省地早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②所谓“中国考古学体系”,与“中国学派”的提法并无实质区别。而且,上引3月13日《夏鼐日记》清楚表明,即使苏秉琦使用“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一词,夏鼐也表示异议。1984年,夏鼐明确提到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我们从前曾号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但是现在仍是不能认为已有这样一个体系。”③显然,双方的分歧不在提法上,而在内涵上。即使相同的提法,也难掩内涵的歧义。
  这一点,从《夏鼐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端倪。很明显,夏鼐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内涵,有其不同于苏秉琦的理解。对此,多年以后苏秉琦还认为“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④夏鼐去世十年后,问题不再“敏感”,苏秉琦开始积极呼吁建设“中国学派”,等于回答了夏鼐等人为什么不同意苏秉琦等人所提出的“中国学派”问题:
  1975年我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讲解区系类型说时,就提出过这一问题。之后,在1981年和1987年分别提出来过,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一个考古学上的“中国学派”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说什么中国学派,不就是你的学派!我倒不认为这话有什么贬意。其实,这样的提法倒也不是我个人的独创。⑤
  这段话启示读者,苏秉琦所谓“中国学派”,实际上是指他的区系类型理论。夏鼐等人之所以不赞成,根源即在于此。俞伟超和张忠培对“中国学派”总结道:
  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手段,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
  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我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是这种研究是以揭示历史本身面貌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⑥
  这三点中的第二点,便是问题的核心,亦即区系类型说。多年之后,张忠培在第十三次考古学年会开幕式上讲话强调:“深化和完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论,高擎苏秉琦的旗帜,继续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⑦事实上,当初张忠培给夏鼐的信中谈及“中国学派”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所以写道:“至于‘中国学派’问题,比较复杂,我想请教先生以后面示。”⑧
  夏鼐与苏秉琦之间学术见解和观点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夏鼐在世时,苏秉琦等人不愿在公开场合高调宣扬自己的观点。据前引夏鼐1984年3月13日日记,在苏秉琦谈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时,夏鼐问过这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所谓“特色”是体系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苏秉琦回答是后者。通过这个回答,可以看出苏秉琦与夏鼐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那么,夏鼐为什么不赞同苏秉琦以区系类型理论为核心的“中国学派”主张呢?   
二、“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
  显然,夏鼐不是不赞成建立中国的考古学体系,只是不赞成苏秉琦提出的建立在其区系类型理论上注重谱系研究的“中国学派”。这是两种学术理念的分歧。他们二人分别代表着实证和理论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取向。“即物以穷理”的夏鼐实证学派多采用归纳法,像乾嘉考据派;而“立一理以穷物”的苏秉琦理论学派则倚重演绎法,具有义理派的“雕龙”风格。
  苏秉琦一生都热衷于创立和发展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⑨由于他所有的理论似乎都是对进化论的贯彻与实践,所以看上去像是进化论思想的一个个升级版。从20世纪40年代末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开始,他就开始将进化论运用在陶鬲的类型学分析上:
  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摸索,我终于好象从手下几十件瓦鬲标本找到了解释“天书”的密码,识破这种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基本运动规律了。
  第一,按照发生学原则找到可以排出序列的基本类型,即袋足鬲、联裆鬲、折足鬲、矮脚类。
  第二,拟绘出它的谱系图。
  第三,推测出它从发生到衰亡的全过程,大约相当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前半段。
  第四,按照它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三大期:一期——原始鬲(斝);二期——袋足类、联裆类;三期——折足类、矮脚类。⑩
  正是模仿蒙德柳斯(又译作孟德鲁斯)建立北欧青铜斧和青铜剑的谱系,苏秉琦运用进化论建立了中国陶鬲的谱系,(11)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将蒙德柳斯类型学理论运用于考古器物研究。(12)80年代以后,苏秉琦发展出“两论”,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区系类型理论初看上去似乎只是一种传统的历史方法,即时空观,但实际上仍是进化论的贯彻与升级。俞伟超和张忠培对“中国学派”总结中的第二点强调,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文化谱系研究,也就是进化论研究。(13)用苏秉琦的话来说:“描述的科学,照样需要,达尔文的方法,也还照样要用。”(14)而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则是将进化论在更大范围内运用的结果。古文化—古城—古国发展阶段“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发展的“三模式”,以及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类型”,形式上更像是汤普森、摩尔根等19世纪进化论者所惯用的三段式。
  运用进化论对考古材料进行分期,由此几乎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全部内容。(15)所谓全部,是指最基础和最经典的考古学研究,都是在进化论指导下进行的。所有的考古学简报或报告,除描述外任何研究都可以不做,但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分型分式却一定要做,即便是描述,也要按照分型分式的原则进行。譬如很多考古学杂志要求发掘报告在进行陶器描述时,必须按照型式的分类来进行,而不是按照器物发掘时间编号。被认为最经典的考古学研究或最理想的考古学研究范例,都是建立在进化论上的器物分期和分类研究。
图1 裴文中排列的陶鬲演变系统
资料来源:裴文中:《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第147页。
  在中国,第一个将进化论运用于考古学文化分期的是安特生;而裴文中则较早将进化论运用于器物排队。裴文中是法国史前考古学家步日耶的门生,对生物分类法自然是谙熟的。裴文中想借鉴进化论的生物分类法来进行类型学研究,但生物分类法毕竟不等于类型学。1947年,裴文中在《现代学报》第2—4期发表《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把生物分类法引入考古类型学研究。他将所有的三足器都归为属,然后用属(一)、属(二)、属(三)的编号对鼎、鬲、鬹、斝等加以区分。以鬲为例,裴文中把鬲分为属(二),根据腹足的分化情况,鬲再被分为亚属(甲、乙、丙、丁、戊);根据足部特征,鬲又被分为种(A、B、C……);根据底部特征,鬲最终分为亚种(1、2、3……)。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体系中“亚属”和“种”的分类所体现的是一种时间关系,如亚属(甲)是原始鬲,腹足不分化;亚属(乙)乳状变形鬲,由敛足鬲演变而来。(16)在他的鬲之演变系统图中,B种鬲为龙山时期,C种鬲为殷商小屯时代,D种鬲则为周代(图1)。对于分类的目的,裴文中是十分明确的:“吾人若将同种器物,按其产生之年代而研究之,则可追寻此种器物,随时代而演变之过程,此即本文之主要目的也。”(17)裴文中之所以按生物学分类法(亦即进化论分类法)对陶鬲进行分类,就是旨在像生物谱系发生树那样来研究陶鬲的谱系,因为“在谱系发生树中所有的终端分类群都是物种,而将这些物种联接起来的物种被称为祖先物种(祖种)”。(18)
图2 苏秉琦的陶鬲谱系
资料来源: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154页。
  由于当时后岗遗址的发掘,这几个文化的地层及其时代关系已经很明确了,所以这种分期并不显得意义重大。有意义的是裴文中的研究方法,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类型学研究。在裴文中的分类中已经包含器物的早晚关系及演化过程,尽管这个来自生物学的分类体系及命名法并不完全适合考古学研究。
  1933年4月-1935年5月,苏秉琦两次主持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两次共发掘墓葬104座,其中出瓦鬲者40座,一墓一件。加上附近采集和收购,斗鸡台共获鬲59件。苏秉琦的类型学体系,便开创于对这59件陶鬲的研究。由于这些出土瓦鬲的墓葬之间并无打破关系,所以类型学研究便成为解决其年代问题的唯一手段。
  苏秉琦首先对这些鬲进行分类和分期。根据器物形制与制作方式的不同,苏秉琦将这些鬲分成4类:袋足类(A)、联裆类(B)、折足类(C)和矮脚类(D);又根据与其他地方出土的陶鬲进行比较,运用交叉断代法将鬲分成早(1)、中(2)、晚(3)等不同期别(图2)。苏秉琦的分类简洁科学,逻辑清晰,不仅完全反映出器物的时空变化与特征,而且以英文字母代表型,以数字代表不同时期的命名法使得分类更为简单明了。这个分类分期完全可以视为中国当代类型学的奠基石。不过苏秉琦对中国当代类型学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更多的是谱系方面的研究。
  对鬲的谱系研究,亦即对各期鬲之间演变关系的研究,苏秉琦完全袭用蒙德柳斯在对北欧青铜剑和扣针研究时所采用的“废退”的进化论原则与方法。(19)苏秉琦对鬲的谱系研究是从鬲足开始的,他将鬲足视作蒙德柳斯所说的“锐感”部位,亦即容易因外界影响而发生变化的部位。苏秉琦认为鬲最初是用以架在火上蒸煮食物的炊具,三个中空的鬲足起着支架的作用,下面置以薪火。但后来由于炊煮方式的改变,不再需要支架了,于是鬲足便由高向矮变化,最终消失不见:
  鬲本是可以架在薪火上边蒸煮食物的炊具。它的最基本的形制特征是它的兼具支持与容物两种功能的袋足。……可以想像,一定是使用的方法有了改变才促成此类鬲的产生,袋足的退化。换言之,此类鬲的发生,或它的袋足的退化,必须是另外一种进步的派生现象。(20)
  苏秉琦的谱系研究不仅表现在纵向分期上,同时也表现在横向分类上。袋足(A)、联裆(B)、折足(C)和矮脚(D)这四种分类不单单是不同的形制和制法,而且构成一个时间上的演化过程:袋足(A)→联裆(B)→折足(C)→矮脚(D),每个类别都代表着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矮脚类由折足类演化而来,折足类由联裆类演化而来,联裆类由袋足类演化而来。苏秉琦认为从陶鬲A型到D型,实际上反映了陶鬲从出现到消亡的整个发展过程。陶鬲最早出现于仰韶晚期,而最终消亡于战国初期,最终由釜所代替(图2)。苏秉琦根据文献记载,甚至把鬲与釜的替代时间精确地推算到孔孟之间。(21)
  无论是纵向的分期还是横向的分类都是按时间顺序划分的,这一做法显然是受生物学上将种和属结合在一起的双名制的影响。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现有资料来看,苏秉琦的这个谱系研究有很多问题。(22)这个谱系研究的问题首先是由于当时材料太少,似为无米之炊;此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把陶鬲放在从仰韶晚期到战国时期这样一个漫长和包含着众多不同文化系统的过程中考察是否合适,因为蒙德柳斯的器物进化原则只适用于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较为短暂的历史过程,而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文化的影响很可能会改变器物的“进化”过程;最后,鬲足的变化究竟是一种功能的退化还是一种风格的演化?是否应该把鬲的足部视作“锐感”部位?鬲足的退化确乎缘于功能的丧失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鬲的谱系就具有普遍意义。足部由高变矮最终成为遗型这一出自功能角度得出的发展规律,同样也应该适用于斝、鬹、盉、甗等其他带中空三足器物的谱系研究。因为从功能的角度看,这几种器物的足部应该是没有区别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多年后苏秉琦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23)
图3 半坡遗址鱼形花纹复合演化推测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第183页。
  除裴文中和苏秉琦的陶鬲研究外,石兴邦的仰韶文化鱼纹研究,同样也是运用进化论进行分类的经典范例。1963年石兴邦主撰的《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大型考古报告出版,报告对半坡彩陶上的鱼形花纹演化根据从具象到抽象定向发展的“进化论”原则,排列出一个推测图(图3)。在作者眼里,鱼形图案显然是由A型经过中间阶段向B型定向发展的序列,其根据便是建立在“进化论”之上的所谓的“艺术发展规律”:从写实到抽象。(24)由于报告中的器物编号都是序数号,我们无法从器物编号或描述中得知每件器物确切的出土层位,从而无法判定A型和B型是否存在着地层上的早晚关系。但从其他地点的发掘中我们发现这两种纹饰之间并没有时代上的早晚关系,如在姜寨遗址的发掘中,这两种图案出现在同一文化层中。(25)报告编写者实际上对这个演化系列也是有保留的:“上面这些推测,有些有明显的迹象,有些则是假设。笔者并不认为,它们每一种之间都有必然的演化关系,而是说它们在演化过程中是互相影响并发展起来的。”(26)只是在后来的运用中,特别是在美学和艺术学界被视为由具象到抽象这一艺术发展“规律”的考古学经典证据,(27)其影响巨大。
图4 殷墟随葬用陶爵的谱系
资料来源:严文明:《考古资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从简单到复杂、从具象到抽象等一系列基于定向发展的“进化论”认识,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尤其形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向的主要特征。张忠培等人在研究客省庄单把鬲时,认为单把鬲的裆部存在着一个进化的演变趋势:“我们认为,按照器物形态演进的逻辑来看,客省庄文化单把鬲的裆部,似乎只存在由M形→
  人们制造器物,刻画花纹,总是在既有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下进行的。由一种型制变化为另一种型制,有时是突变,但很多情况下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因而可以分成若干式别,式别与式别之间往往有一种逻辑的发展序列。
  严文明甚至认为这种逻辑关系有时比单一的地层关系还要可靠:“单是一个地层关系的排比是不可靠的,地层关系越多,便可有多次验证和补充,可靠性就会增加。但根据型制发展的逻辑序列,并不需要每一式别都有直接的地层关系。”(29)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苏秉琦的陶鬲、石兴邦的半坡鱼纹、张忠培的单把鬲,还是严文明的陶爵等等,他们所绘制的“进化”图示及其逻辑演进关系,也就是器物谱系,都没有地层学支持,所以他们的类型学更多是一种理论(主观),而非方法论(客观)。做出一套像蒙德柳斯的青铜斧、青铜剑或青铜扣针一样的器物进化演变序列,从而对遗址遗物进行分期断代,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理想范式,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梦想。(30)然而,基于进化论的器物序列真的能作为标型器来指导对遗址遗迹进行正确分期吗?逻辑序列就是历史顺序吗?衡量我们研究理论的标准是“有效性”还是真实性?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是实践还是逻辑?
  20世纪90年代初,苏秉琦还对他的区系类型理论抱以乐观态度,信心十足:“区系类型理论不只可用于分析远古中国,也是认识秦汉以后中国、甚至是整个古代世界的理论。”(31)但事实上不要说秦汉以后的中国,就是商周以后的中国考古学研究,都是在二重证据法指导下进行的,而与区系类型理论毫无关系。(32)苏秉琦将区系类型设想为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每每受挫,地方文化的个性及演化特点在区系类型研究中无法彰显,文明的多样性不能体现,所以21世纪以来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得不运用历史主义或文明进程研究,甚至“多元一体”以及“重瓣花朵”的理论作为弥合:
  各地方社会的文明化步伐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此起彼伏。显然,采用一般进化论式的研究立场,并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对各个地方社会的文明进程进行个案考察,通过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总结归纳出各自演进的特点。相对一般进化论式的研究,我把这种研究策略,叫做历史主义研究。(33)
  历史主义的提出本身正是对区系类型理论学说的反动。前者强调个案特性研究,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应按历史的本源和真实进行研究;而后者则注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
  进化论本来是研究变化的理论,是一种动态的理论(Dynamic theory),然而区系类型理论中的“分区”、“分系”,却是铁板一块,缺乏文化的弹性与互动,特别是当研究对象是狩猎采集文化、游牧文化以及高原地区或走廊地带的新石器文化时,由于陶器的缺乏,区系类型理论便显得捉襟见肘了。区系类型理论中的“区”(空间),完全是一个静态的区分,(34)所以当我们研究那些流动性很大的考古学文化时,“区”的概念往往难以落实;“区”的概念不能落实,“系”也就无从谈起。对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无法也没必要运用区系类型理论:
  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的研究,目前存在的首要问题是,考古材料发表不够,综合研究不深入。前面所说的仅是根据已有的考古材料作出的初步研究。另外,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在当时社会中只能是局部的、零散的,它不可能反映社会的全貌。因此,在研究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区上,我们必须注意文献上所记的当时人们对地理分区的认识。(35)
  此外,区系类型理论的僵化还表现在其封闭性上。一个地区的区系类型一旦确立,便很难再进行修正和改动,任何一个区系问题的改动都会影响整个文化的时空框架,尤其是在单线进化(linear evolution)的范式中。譬如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仰韶→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的文化序列排定之后,20世纪90年代又发现与马家窑陶器风格完全不同的宗日陶器,那么这个宗日是文化还是类型?其碳十四年代与马家窑差不多,但其源流是什么?黄河上游现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文化序列中居然排不进去,放哪儿都不合适。宗日陶器发现距今已20多年,但对其进行专门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文章至今没有一篇。学者们对此均噤若寒蝉,这的确匪夷所思。实际上几乎所有运用区系类型理论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都感觉到这个理论中分区的死板与僵硬,(36)所以作为弥补,近年来“文化互动”便成了热门话题,而“互动”中所必然使用的文化因素分析法,也就成为弥补区系类型理论缺陷的主流方法论。到90年代末,苏秉琦终于也意识到区系类型理论的缺陷:
  考古学文化的本质应该是一个运动的事物发展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或一成不变的种种事物或现象。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被理解为叠盘式的堆积。只有具备某些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因素、发展序列和它们之间的平行共生关系的代表性材料,并且体现一定的规律性,这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才是明确的。……在考古学方法论上如能迈出这一步,从揭示每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来源和特征、发展阶段和去向、各自运动的规律、各自同周围文化的关系,以及每一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分解、转化等方面入手,那我们就有可能比较正确地划分考古学文化。这样,我们所说的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就具备了牢固的基础和充实的内容。(37)
  1997年,也就是苏秉琦去世那年,他针对区系类型理论的僵化缺陷,提出“动态考古学”的观念:
  以后我们要有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是什么呢?第一,我所想到的、原来提到过的动态考古学,现在这牌子可以亮出来了。到底什么叫动态考古学,现在不具体谈这个,这个题目以后可以当作一件事情来做。再有一件事情,我们的学科到现在为止,并不是对自己的成果妄自菲薄,还是描述的学科。(38)
  这里所说的“动态考古学”显然是针对他静止和僵硬的文化分区概念而言,但如何“动态”?从上述语句中似乎苏秉琦仅仅注意到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但是否存在着像过程考古学所鼓吹的那种人与环境的互动,即现今非常流行的术语“人地关系”?苏秉琦显然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没来得及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他的“动态考古学”便去世了。不过答案早就是现成的,欧洲柴尔德和北美纪德(Alfred V.Kidder)的历史—文化学派同样的文化时空框架理论中,早就考虑到“动态”问题了。尤其是美国过程考古学(亦即新考古学),其宗旨就是为了解决文化之间的互动、人地之间的互动、气候环境的适应等动态过程中文化进化诸问题。新考古学“以为考古学是一种研究‘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的一门科学,目的是获得‘文化动力学’(cultural dynamics)的规律”。(39)20世纪2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纪德就通过对新墨西哥皮柯斯(Pecos)遗址的发掘,建立起美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序列。后来经威利(Gordon R.Willey)和菲利普斯(Philip Philips)等人的发展,历史—文化主义在北美演进成一种新大陆模式,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单线的纵向传承模式(tradition),还有来自横向(horizon)的影响和置换。(40)尽管区系类型理论是典型的历史—文化学派的标准和规定动作,但由于中国学术界长期的封闭性,包括苏秉琦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来不及了解和思考这些西方理论,甚至对历史—文化学派领袖人物,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的文化镶嵌拼图学说也不甚了解,我们在后面将论及这一点。
  如果说“区”的问题是静止和僵硬,那么“系”的问题更麻烦。如果“系”仅仅是“条条”,也就是考古学文化的编年的话,问题倒也简单。然而“系”需要正本清源,辨析源流,如果没有相应更为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仅凭单线进化论是做不到的。就以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为例,其青铜器来自欧亚草原,陶器继承马厂、河南龙山等,玉器来自中原、良渚,而且不同地域的齐家文化可以是游牧、农业或狩猎等不同的经济形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搞清齐家文化的区系,显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如果齐家文化的源流分辨困难的话,甘青地区其他青铜时代的卡约、辛店、诺木洪等那些流星般突然出现和倏然消失的考古学文化源流的判析,更是几无可能。
  无论自然进化还是文化的进化,都不是阶梯式直线进行,也不仅仅是渐变,而是树状复线发生,有继承(遗传)、有渐变(自然选择),也有突变,还有漂变。如是,才能解释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41)如果区系类型仅仅是一种时空概念,运用和操作起来就会简单和容易得多,但若加上谱系研究(进化论的渐变),原来划分好的区系类型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或者区系类型的划分根本无法进行。建立在区系类型理论上的谱系研究只注重自身逻辑体系的建设和自圆其说,亦即研究者所认定的时空框架的确立,而这个所谓的时空框架与历史的真实毫无关系,更不可能用这种主观的认知体系去实现复原历史这一考古学的终极目的。作为苏秉琦的学生,俞伟超道出了类型学的本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类型学的这种研究,就方法论本身最基本的能力来说,主要在于能够找出物品形态变化的逻辑过程,而不一定是历史的具体过程。”(42)   
三、实事求是,以征实为指归
  夏鼐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式无疑属于实证学派。夏鼐对胡适、傅斯年等以征实为指归的汉学考信方法也非常推崇,认为“他们那种搜集、鉴别和排比史料的方法方面,仍有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地方”。(43)所以徐苹芳认为夏鼐如同傅斯年、李济、梁思永一样,是一个既受过乾嘉学派训练,又接受过西方科学训练的学者:
  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夏鼐身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受过乾嘉学派旧学的训练,在接受欧洲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选择,为我所用,来解决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二是中国古代遗迹遗物及其保存实况的实际。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之矢,去射中国历史文化和考古学实况之的。既引进了现代考古学,又保持了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的传统。(44)
  傅斯年、胡适的主张对中国史学影响极大,(45)而20世纪下半叶考古学者中承袭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风者,唯有夏鼐。他实事求是,不稍假借,从而与苏秉琦那种注重义理、寻求宏大理论的研究取向,形成鲜明对比。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后,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争相引用进化思想。20世纪初,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译本在中国传播开来。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马君武的中译本《达尔文物种源始》,1922年《民铎杂志》第3卷4、5号开辟“进化论号特刊”,从不同角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以介绍,自此以后达尔文及该学派的海克尔(E.Haeckel)、赫胥黎、华莱士(A.R.Wallace)等人的著作和进化思想也都被广泛加以宣传。从这一学术背景可以看到,中国考古类型学作为一种表现年代关系的分类学,同样也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下开始起步的。
图5 假定的马鞍口陶罐演化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上),第295—296页。
  实际上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整个20世纪都是达尔文进化论风行的100年,(46)即使不同意进化论,至少也得围绕着或涉及进化论。1930年夏鼐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针对进化论的。吕思勉在《饮食进化之序》中谈到:“谷食精者之胜粗,犹其粗者之胜疏食(即食草木),亦犹疏食之胜鸟兽之毛也。此饮食进化之由也。”而夏鼐则不以为然,“(一)食物的进化并不一定是动物在前,也许是植物在前;(二)根本上,食物的进化是动植物同时开始,并不是由动物而改食植物”。然后引用摩尔根、米勒-来埃尔等人的民族学材料来证明他的说法。(47)吕思勉和夏鼐的观点孰者为是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到一开始夏鼐就表现出一副不赶时髦的考信风格,诚如他多年以后所说:“我们不要唯心地首先有一主观的成见,然后拿考古学的材料来凑合。”(48)
  即便夏鼐认为进化论是正确的,也绝不盲从。夏鼐学成回国后到史语所考古组工作,其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核查安特生调查过的遗址。安特生按六期对中国史前陶器进行分类,他的“六期说”之所以把齐家文化放在仰韶文化之前,就是根据从简单到复杂这一“进化”原则来确定的。在他看来,齐家文化的夹砂陶和素面陶远不如仰韶文化的彩陶精美复杂,所以齐家文化的时代应该早于仰韶。不过巴尔姆格(N.Palmgren)同样是根据进化论而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无彩陶器的制作技术比齐家文化更为幼稚拙劣,故而认定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49)无论是安特生还是巴尔姆格,夏鼐都不会盲目随从。1945年夏鼐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到甘肃宁定的阳洼湾,重新核查安特生发掘过的地方。夏鼐在此发掘了两座齐家墓,在未经扰动的齐家文化墓葬填土内,出土两片仰韶彩陶片,夏鼐由此从地层上证明安特生据进化说而认为的齐家时代为最早,把齐家文化放在“六期说”的早期这一推测是错误的。(50)
  采用进化论来排定陶器分期和谱系,不仅是很时髦的做法,而且很诱人。最初安特生认为寺洼马鞍形口陶罐来自辛店同类的彩陶罐,而夏鼐经过观察后则将其再往前追溯到半山期:
  半山马厂期的两耳罐,是将耳部上端附着于口缘上后,稍加按捺,使之附着得坚牢,这一部分的口缘便突出一块来……寺洼期更将这种趋势推进一步,马鞍形更为显著。这一演进的过程,当如插图十一(见本文图5——引者注)所表示的……可见这种马鞍口原是制造过程中所遗留的痕迹。不过到了寺洼期,或已带有美观的作用。(51)
  按照进化论的演化,没有地层关系的马厂、辛店和寺洼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便可令人信服地通过马鞍口陶罐的进化顺序而加以确认,这是20世纪的通常做法。然而以征实为指归的夏鼐却断然不会从理论出发:“一切的理论,都要再经过实践来考验,不完全的或错误的理论,便可纠正过来。”(52)夏鼐并没有贸然地根据进化论而认定马鞍口陶罐由马厂到寺洼的逻辑演进,而只是提出“假定的马鞍口陶罐演化图”。(图5)
  俞伟超和张忠培在《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中谈到,20世纪40年代苏秉琦在研究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折足鬲、锥脚鬲以及铲足鬲时对其文化属性所做的推论,结合80年代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似乎更显得合理:
  至于铲脚袋足鬲,在《斗鸡台》报告中已根据共存物品判明是属于战国时期的,而近年以来在凤翔至甘肃东部地区的一些发现,又能进一步表明其远祖确是与上述那种锥脚袋足鬲同属西北陶鬲的派系,后来又经过长期的演变。当最近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发现而理解了这两大支、若干小支鬲的发展系统后,不能不对出现于四十多年前的这种观察、分析方法的生命力以及苏秉琦先生的敏锐眼力,有很深的感受。(53)
图6 多瑙河史前文化分布及其时空关系
资料来源: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189页。
  且不论是否事实真的是这样或更显合理,即便后来的材料证明以前的推测是正确的,考古学也不能建立在这种演绎推论的研究取向之上,“考古学这样一种科学,如果要取得发展,还是应该要从事实出发”。(54)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它需要的是事实而不仅仅是推论,这便是夏鼐不同意苏秉琦“中国学派”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区系类型理论没有原创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历史—文化学派的领袖,柴尔德便提出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镶嵌拼图或马赛克理论。柴尔德认为文化的时空框架更像是一幅复杂的镶嵌拼图或马赛克。在他的《史前多瑙河》(The Danube in Prehistory)一书中,就有一幅展示多瑙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图。(55)这个分布图不仅显示了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中的“块块”,而且也包括“条条”(图6)。最重要的是,这个文化时空的镶嵌拼图的建立不是基于超验的分析与推理,而是基于经验与实证:
  每种文化必须从所组成的器物分别描述,文化不能简单地根据进化考古学家的时代进行细分而从时空上来建立。相反,每个文化持续的时空范围必须从经验上来确立,而单个文化则要通过地层学,器物排列和同时性来做年代学排队。(56)
  柴尔德在这里之所以强调不能简单地根据进化论来建立考古学的时空框架,而需通过地层学等经验材料来确立,除了出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需要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来自生物学和自然界的进化思想是否可以运用于人文历史或社会文化,一定要有一个验证的程序来检验,因为生物和自然的进化过程是不可逆的,而人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发展往往会出现回潮和复辟等现象,是可逆的。前面谈到苏秉琦认为陶鬲的三个袋足功能退化后大约在孔孟时期演变成圜底陶釜,但后来的考古学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初期圜底釜就已经出现了,譬如距今12000年前的甑皮岩遗址的圜底釜,(57)而且距今6500年之前,华北平原就已经存在着一支独立的圜底釜系遗存,它的突出特征是以圜底釜和支座作为复式炊具。(58)这说明要么苏秉琦关于陶鬲的三个袋足功能退化后大约在孔孟时期演变成圜底陶釜这一推论完全是错误的,要么所谓孔孟时期的陶釜只是对早期陶釜的延续,或者也有可能是对新石器时代陶釜的复辟和回潮。要确定具体是哪种情况,则完全需要来自地层学等经验材料方面的支持。
  在夏鼐眼里,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就是来自以柴尔德为代表的旨在建立时空框架的历史—文化学派考古学,甚至在理论上尚不如人家完善,何以称为“中国学派”?对蒙德柳斯的铜斧、铜剑以及铜扣针进化序列,夏鼐也认为仅仅是一家之论而已。在国际同仁眼中,中国考古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的;(59)夏鼐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他借日本考古学家贝塚茂树的口来表达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中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在考古方面也贯穿着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线。他们曾经反驳过苏联考古学者们强调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中的西方影响的说法,主张中国文明的独有的特点。虽然是民族主义,但他们关于原始社会的发展是信奉摩尔根、马克思的单线进化论的。然而,在野外考古学调查、发掘现场,却是尊重事实。(60)
  表面上看苏秉琦只管做自己的类型学,(61)而事实上最终还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了一遍“社会进化法则”。(62)在苏秉琦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和考古是三个互不相关、毋需交集的学科。而夏鼐则完全不同,他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只是由于这些理论出于马克思,而是由于它符合于客观的真理,符合于考古实践中所证实的客观事实。”(63)在三卷《夏鼐文集》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或尊重客观事实的原则和学风的语句不下20处,举凡讲话回顾和展望中国考古学,必然提到实事求是或尊重客观事实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学风。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夏鼐眼里更多是一种与乾嘉学派“无征不信”或新史学派以征实为指归并行不悖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理:
  五四运动时期,历史学方面也有了两个大变化,一个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西洋的史籍考订法和史事考据法。它要比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更无禁忌,更为实事求是。古史辨派便是当时这种史学的代表……中国考古学这个新阶段的标志,首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64)
  他又说:“所谓正确的方法,可以分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技术性的,便是田野考古;一方面是思想方法,或可以说研究方法,这便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65)“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66)在夏鼐眼里,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同样,考古与历史更是“一驾马车上的两个轮子”,与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历史一样,同属于历史学科。二者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复原历史。特别是对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尽量采用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67)二者联系更为紧密。
  除了理论方面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主张外,对于考古实践,强调自然科学的务实风格,夏鼐当然也就继承了朴学重视技术和考究细节的实证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田野发掘、现代技术的运用、百科全书式覆盖的研究领域。
  夏鼐在欧洲师从以发明探方发掘法而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惠勒,并参加过英国和埃及的田野发掘,在田野工作和室内整理方面受过正规和科学的训练。恐怕也只有他才有资格和有眼光在英国当面批评李济对殷墟发掘的不专业和不科学。(68)《田野考古序论》是1952年夏鼐在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上的讲稿,《田野考古方法》是1956年冬在考古见习所见习员训练班授课的讲稿。这两篇文章是专门论及考古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包括方法、技术、制度以及规定的操作规程。这不仅是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制定的,同时也是全国考古界所遵循的田野工作流程,这套规则后来被国家文物局采纳,制定了1984年《田野考古工作规程》。(69)很多非常具体的工作流程、操作方法,包括技术指标,一直沿用至今。譬如探方与探沟包括隔梁的尺寸规定、用手铲划地层线、遗址遗迹的分类与编号、墓葬平面图1∶20或1∶10的比例、遗迹平面图1∶50的比例、器物标签上“距南壁×距西壁—深度”的三维坐标记录格式、墓葬与灰坑登记表的格式、土墩墓的十字四分发掘法和平行长条发掘法、报告编写格式和要求、图文编排方法等,从测量、绘图、照相、记录到报告的编写与发表,均有详细具体的规定与要求。田野考古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需要制定具体的标准和指标,从而形成一整套实践中可供操作的制度与规定。夏鼐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筚路蓝缕,功莫大焉。
  考古发掘除了技术问题,还牵涉到一个学科的道德规范。对于一个从事考古的专业人员来说,夏鼐要求不能搞收藏,所谓“考古不藏古”,以避“瓜田李下”之嫌疑。发掘工作是破坏性的工作,水平不够或能不发掘的,就不要发掘,该多做调查,而发掘一定要慎重;(70)做调查工作时,不能为了提取样本随便乱挖未经扰动的文化层等等,这些专业上的道德规范,很多都是夏鼐建立起来的。(71)
  考古工作的第二步是室内整理,这也是考古学中现代科技运用最为广泛的地方。我们现在把这一块称作科技考古,夏鼐在这方面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1)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2)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3)作为大学问家,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72)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利比(W.F.Libby)发明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而距利比的碳素测年法发明仅3年,夏鼐便将其介绍到中国,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国内建立实验室进行测年工作。(73)50年代末,积极组建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开始测定出第一批标本的年代数据。1972年《考古》复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测定年代数据。(74)1977年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第一次在科学的年代数据基础上来考察我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及其源流。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鸿篇巨制,不仅是中国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科技考古文章,而且在世界上亦属前沿和尖端研究。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夏鼐用现代科学的测年证据,厘清了我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关系,也驳斥了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75)
  现在我们所称的“科技考古”,夏鼐称其为“多学科的研究”。他始终留心那些可以用于考古学研究的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手段。在关于“辟尔当人”的讨论中,如何识别化石造假问题,当时多采用含氮成分分析法,原理是埋在土内骨骸中的氮,由于有机质的腐化而逐渐减少,所以一般来说,年代越久,所含的氮越少。夏鼐则提出应该结合氟的分析,比仅仅是氮的分析更为可靠,因为氟含量是增项,正好与氮含量递减相反,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地确定化石的古老性。(76)如同侦探中法医学(forensic science)的证据,夏鼐认为要不断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到考古研究中来,以解决考古研究中的问题,这才是最有效的实证手段,才是考古学发展的方向,譬如运用碳十四、古地磁法、钾—氩法、热释光等以断定古物年代;运用光谱分析、金属显微观察、快中子活性化分析、电子探针、电子显微镜测定、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等以检测古物的质地、结构、成分等;用兽骨鉴定、孢子花粉分析等手段来研究当时人类社会的地理环境和生物环境等:
  这些不仅是在考古学上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多学科的研究”。这方面我们不仅要采用国外考古研究中的先进技术,并且也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工作”的组织方法。(77)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最能影响人的,便是夏鼐的读书人生。整个十卷《夏鼐日记》,几乎每天都有读书的记录。这里只引两则日记来感受一下:
  5月2日星期日
  仍住在医院中。阅毕Peake and Fleure,The Law and the Prophets(皮克与弗勒:《法律和圣经中的预言书》)(pp.1-181),又阅了小半部Sven Hedin的Riddles of the Gobi Desert(斯文·赫定:《戈壁沙漠之谜》)。住医院还有好几天,我只带了这两本书来,颇有闹饥荒的危险。
  5月3日星期一
  ……斯文·赫定的书看完了(pp.1-376),幸得小陈送了书籍及鸡蛋、橘子来,不致闹饥荒。(78)
  夏鼐读书,所涉范围十分广泛,而且不受外部环境干扰。夏鼐自己说“念书成了瘾”,也就是传说中的嗜书成癖。(79)作为一介书生而强调读书,也与苏秉琦等强调“摸陶片”的考古学家们形成很大差异。
  最后,还应简要提一下夏鼐在国际考古学界所具有的学术影响。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曾对夏鼐有一个综合评价:“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对于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80)夏鼐真正的国际影响应该从他的埃及念珠研究说起。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埃及学的发展如日中天,其中法国擅艺术、德国擅文字,而英国缘于皮特里(Flinders Petrie)等人常年在西亚的发掘,则擅以珠子和陶器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研究。夏鼐的毕业论文《古代埃及珠子》(Ancient Egyptian Beads),以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收藏的埃及珠子为研究对象,展示了研究者眼界的高度和研究的难度。选择埃及珠子作为研究对象,没有深厚的外语能力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从埃及学的专业角度来看,对于一批珠子的整体研究(a corpus-based study),夏鼐也是第一人。皮特里收藏数量巨大的埃及珠子,在《夏鼐日记》中,可以读到当时夏鼐是如何对这些珠子进行分类、编目、描述等研究的。索引卡片一共1760张,每张记录了珠子的8种信息,包括登记号、出土地点、年代、用途、参考文献、备注、线图、照片号,此外还包括每枚珠子的形制、加工、颜色、质料、设计以及数量等信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的爱德华讲座教授(Edwards Professor)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对《古代埃及珠子》的评价认为,尽管此书的出版由于战争的缘故迟了70多年,但它依旧是该专业领域具有填补空白式意义的研究。正是由于夏鼐花费巨大精力与时间完成这项研究,此后至少在伦敦,再也无人敢去挑战这项也许会花费一生时间才能完成的关于埃及珠子的整体研究了!(81)这样的评价出自埃及学权威之口,真正体现出夏鼐珠子研究的学术水准及意义。夏鼐没有继续做埃及学研究,斯蒂芬·夸克认为这是两方面的损失,首先是埃及学的损失,其次对夏鼐来说也是一个遗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夏鼐的研究转向后却成了中国考古的幸事。
  夏鼐和苏秉琦都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特别是夏鼐,从理论、方法、技术、实践,包括各种规章制度等各个方面,对我国考古学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一直被严重低估甚至忽略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1985年夏鼐去世后,原来一直相互受制发展的考据与义理突然失衡,完全朝着义理的方向发展,苏秉琦的考古学思想与理论完全替代和淹没了夏鼐,以致形成一家独大的“苏秉琦时代”。苏秉琦的考古学理论成为:
  中国考古学的指南针,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我们所以要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与实践这一课题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的一个主题,是表明我们要从实践和理论这两个方面,深化和完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论,高擎苏秉琦的旗帜,继续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82)
  按照相关说法,苏秉琦的考古学理论不仅是新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果的原因,而且还将成为以后考古学深化发展的指南:“在尚未出现能够超越或取代‘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新的理论学说以前,中国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时代’。”(83)然而,这些提法不尽符合历史和学术史事实,同时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更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作者:汤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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