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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与考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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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5 23:50: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6月26日,“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展。7月10日,“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同样在国博开幕。一时间,两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展同时亮相国博。这是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和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在今年4月荣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第一次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为最新的“十大考古”举办展览,也是第一次。

当前,考古成果展,尤其是最新的重大考古发现的成果展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考古展不但要向公众展示其学术意义,也要展示获得这些意义的方法和技术。因此,作为获得这些考古成果的考古人,理应成为策展的重要参与者。本文特请两个“十大考古”的发掘者,也是展览的直接参与者来谈谈作为考古人参与到考古展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考古展应充分发挥考古人的作用

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队  刘志岩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考古单位,摒弃了原来考古发掘、整理资料、出版报告、移交文物的传统工作流程,开始了边发掘、边研究、边保护、边利用、边传承的全新尝试。走进博物馆,对出土文物进行展示,是利用与传承的绝佳方式,重大考古发现从考古现场直接走进博物馆已渐成常态。在传统的工作模式下,考古工作者在展览的流程中基本上只负责提供展品的基础资料,参与程度远远不够。现结合亲身参与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江口沉银—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下文简称“江口沉银”展),浅谈一下考古人在考古展中应发挥的作用。

江口古战场遗址经过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出水各类珍贵文物42000余件,是本世纪明清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并成功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次考古发掘伊始,就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媒体全程跟踪报道,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能够被国博选中,并作为其全国考古新发现系列展的开篇之作。


作为首展,开个好头极为重要,因此在短时间内举办一次高质量的展览,成为考古发掘团队与国博策展团队的共识。双方通力合作,为此进行了多次沟通。从整个展览过程来看,这是一次考古发掘团队深度介入的展览,其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展览主题的确定  以“江口沉银”作为主标题,是因为在前期的宣传中,“江口沉银”四个字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本身蕴含的故事性也无可替代。为了能够在展览中讲好故事,选择这个主标题最为恰当。以“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作为副标题,是明确要将这次展览定位为考古成果展,即不仅要向观众展示考古发现,更要向观众介绍考古工作、普及考古知识。

明代五十两银锭

展览内容的设计  整个展览的内容紧紧围绕主题进行设计,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沉银出水”,第二部分为“考古新章”。前一部分主要讲发现,后一部分主要讲怎么发现。不仅要让公众眼中有“宝”,更要知道“宝”从何来。不仅要讲好文物故事,更要讲好考古故事。为配合这样的内容设计,在形式设计方面主要通过图片、视频、沉浸式投影等多样化、高科技的展陈方式,突出展现考古发掘的全新理念以及应用的最新科学技术方法。并通过考古志愿者架起与观众进行沟通的桥梁,探索公众参与考古之路,从而引导公众思考并加入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

考古工作展板

对遗址和文物的解读  考古发掘团队是与遗址和文物的首要接触者,在边发掘、边研究、边保护理念的指导下,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对文物的认识和理解最为深刻,尤其是针对考古资料发表之前举办的展览更是如此。本次展览中,考古工作者根据新发现的“西王赏功”币和铭刻大西国国号、年号的银锭等实物证据并结合历史文献,将遗址的性质定位为古战场遗址,推断遗址的形成原因与张献忠、杨展江口之战密切相关,摒弃了张献忠主动沉银之说。同时,考古工作者对张献忠册封妃嫔金册、明朝中央政府册封藩王金册以及西王赏功币等关键文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文物的定名及功用等展览信息提供了科学依据。

考古现场虚拟体验

对文化和历史的解读  除了对文物的深入研究,在展览中还需要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向观众阐释文物背后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本次展览中,第一部分“沉银出水”的两个单元“大西浮沉”和“明代社会”,即是对文物历史背景的总括。展出文物中属于张献忠的金册、银锭是他建立政权、改元称帝、册封妃嫔、纳粮征税的确证,属于明朝藩府和官库的财物则来自于他的劫掠,见证了他作为大明王朝挑战者的戎马一生,也见证了明末清初那段波谲云诡的大历史。

铯光泵磁力仪

对考古故事的讲述 考古人讲考古故事,最为合适。作为考古发掘的亲历者,讲出故事往往能够成为展览的亮点和观众的看点。本次展览中,我们在展览结尾处,利用整面墙的投影来播放发掘团队拍摄、剪辑的纪录片,从考古调查、水面探测、围堰发掘到记录定位和现场保护,较为完整地向观众介绍了考古发掘的全过程以及在发掘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故事。笔者也曾经将这次发掘的经历写成《折戟沉沙银未销——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发掘记》一文,发表后被国博公众号转载,目前此文多平台的点击率已经上百万,足见考古故事对公众的吸引力。因此,好的展览要求既能见物也要能见人,不仅要见文物背后的古人,也要见发掘文物的考古人。考古人、考古故事应是考古类展览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

明代册封藩王金册

最后,通过亲身参与本次“江口沉银”展的全过程,让笔者见识了国博策展团队的专业与敬业,学习了展览相关的知识,积累了展览的相关经验,同时也更加清晰深刻地认识到考古类策展应充分发挥考古人的作用。早在201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在武汉参加“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时曾提出“考古人应尽可能主导历史文物考古类的策展。”2016年在郑州举办的首届中国考古大会上,复旦大学的高蒙河教授亦提出了“考古人要参与到考古类展览的策展中”的倡议。前辈如此见识,我辈亦应趋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科学普及,将考古语言转化为展览语言。用公众看得明白、听得清楚的方式,讲好文物故事、考古故事和中国故事。

观众近距离观看金印


当考古工作者走进博物馆

焦家遗址考古队  王 芬  路国权

当考古工作者走进博物馆,我们一般认为是去搜集材料或者寻找线索,很少会想到是去参与展览的举办。因为在传统认识中,文物的陈列和展示属于博物馆工作的范畴,考古工作者虽然偶尔会在发掘过程中举办一些临时性的、非正式的“发掘成果展”,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上,考古报告出版之后一般将文物移交博物馆来保管和展示。当得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山东章丘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览的动议时,我们既为能有机会在国博这一我国最高级别的文化殿堂里展示自己亲手发掘出土的文物而感到高兴,这是对考古工作者辛勤工作的充分肯定和激励;同时也觉得让考古人深度参与博物馆展陈设计及其他筹备工作,这样的形式很新颖,也带有一定挑战性。清楚文物出土背景的考古人需要思考如何更立体、更丰富地展出这些文物,如何把文物背后隐含的信息通过展览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能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多启示。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指出:“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追求层次的不断提高,考古学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人们对考古越来越关注,考古工作者也越来越注重宣传考古,努力创造条件让公众走近考古,共享考古。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划的这次展览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工作机制,携手考古工作者一起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焦家白陶集萃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同样一批考古材料,不同的解读者也往往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怎样将材料组织起来进行陈列和展示,背后的实质是组织者怎样看待和解读这批材料,想向观众表达和传递什么样的知识和观念。在这方面考古工作者和博物馆工作者可能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以来,考古学在自身的轨道上不断向纵深发展,博物馆学也在沿着自身特有的路径不断前行。两个学科之间既有交集和交流,但是也有差异,而且从总体上来说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和壁垒,有不少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理念、思想、方法等方面的隔阂。怎样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深度融合,更好地利用考古材料讲好中国故事,是很值得探索的一个问题。提供充分的空间和舞台让考古人和博物馆人携手共舞,共同参与到展览的具体工作中,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举措和实践。

多学科结合全面萃取史前人类生活密码

当考古工作者走进博物馆,深度介入到博物馆展览工作中时,自然而然地会带来很多考古学科特有的一些理念和方法。从展览开始之初文物的挑选、展览大纲的制定,到展览现场文物的摆放、说明文字的撰写、考古发掘经过和意义的阐释等等,都会带来很多博物馆学专业出身的工作人员平常不太会注意到的想法和理念。譬如考古工作者对文物背后的考古背景信息的强调,对文物出土时的组合关系、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内部盛放的一些不易被肉眼观察到的古代“暗物质”的关注,对文物主人相关信息的提取,对多学科综合信息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是以往博物馆专业人员容易忽视的问题。当更多的考古工作者走进博物馆,比较深入地参与到博物馆展览工作中时,考古学和博物馆展览一定能够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成组玉器与出土背景结合展示

这次展览也促使我们思考考古学和博物馆学怎么样更好地深度融合发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最近几年一直在倡导和践行“考古+”理念,主张推动考古学科和其他不同学科之间多一些交叉融合。我们认为考古学和博物馆学是最需要也是最方便进行交叉和融合的两个学科。山东大学在这方面有一些优势,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山大考古专业一直坚持“课堂—田野—实验室”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博物馆教育和实践纳入到本科生培养中。近年也在探索要将这个模式进行调整和升级,变成“课堂—田野—实验室—博物馆”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要进一步提高博物馆教育在整个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比重。原来我们也认为考古专业的学生能够掌握好基础理论知识、做好田野考古发掘、熟悉实验室多学科考古研究方法,就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工作者了。现在看来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些博物馆学的专业知识。因为考古事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之中还是结束之后,考古工作者都要面对展示和利用的任务。有学者曾经指出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可能将从目前的以发掘为主,转向以精细化发掘为主、同时需要着重加强文化遗产展示和利用能力建设。我们认为这个论断很有前瞻性。未来中国考古工作要转向精细化和高质量化发展,就必然要提高单位发掘面积的信息产出量和知识产出量,而要提高这两个“量”,多学科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是一个抓手,最近一二十年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另外一个抓手应该是提高考古工作者展示和利用考古材料讲故事的能力。这可能是考古学真正走近大众、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

考古项目负责人与策展人现场沟通

考古是一扇窗。优秀的考古展能够给人们以知识和启迪,供人们察古、识今、知未。未来需要更多这样的展览。苏秉琦先生在《六十年圆一梦》中曾指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考古“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也不成,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人们常常说我们现在赶上了最好的时代,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普遍富足,对精神文化方面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考古工作者走进博物馆、深度参与到博物馆展览工作中,实现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深度融合发展,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契合考古学和博物馆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科学化与大众化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将我们的工作真正转变为人民的事业。

五千年前“山东大汉”引人关注

观众现场交流讨论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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